卢永根，男，汉族，1930年12月出生于香港，中共党员，作物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前校长。卢永根对党和国家忠诚不渝，从教60多年来，始终将爱国奋斗精神贯穿教学科研和立德树人全过程，用一生至诚至真的执着行动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忠实履行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和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2019年8月12日，卢永根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9岁。2019年11月15日，中央宣传部追授卢永根“时代楷模”称号。202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授予卢永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放弃在香港优渥舒适的生活，在党组织安排下回广州读书并积极领导地下学联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力量；无数个日夜在稻田里不懈钻研，长期从事作物遗传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致力于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一个科学家的不懈坚守；平时生活节俭朴实，致力农学教育，晚年罹患重病后捐出880余万元毕生积蓄创立教育基金，是一位“布衣院士”的赤诚情怀。这些都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一生坚守的品质。

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自勉的四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他爱国、爱校、爱民，一心追求和实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科学家的崇高境界和远大理想。

经历风浪的“香港仔”

经历过时代风浪的人，总是成长得更快。

1930年，卢永根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律所的高级职员，家里既有汽车也有电话，条件很优渥。1941年，香港沦陷，正读小学六年级的卢永根被送到广州花都乡下避难。在全民族抗战的战火硝烟中，目睹离乱场景，经历颠沛生活，卢永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我的科教生涯》一文中，卢永根回忆：“在家乡两年多的逃难日子里，我加深了对农村的了解和认识，同情农民，乐于同农民亲近。”这期间，父亲托人捎来两句家训：“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

1943年，卢永根重返香港读中学。16岁时，卢永根开始在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中，这被他认为是“树立人生观的重要三年”。当时，他以笔名平原写下一首诗：“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书读/人人都是诗人/都是音乐家……我们的生活啊/就是诗境/我们的语言啊/就是音乐。”那是年少的他对农业与未来的美好愿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卢永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和中共地下党。

1949年，党组织安排卢永根奔赴广州迎接解放。加入地下党本已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内地将面临更多危险。卢永根19岁那年，家庭条件已经恢复昔日的稳定富裕，本可以留在香港踏踏实实地当“公子哥”的卢永根毅然奔赴内地，考入广州的岭南大学医学院后，便开始秘密从事地下学联工作。晚年，躺在病床上的他，回忆起19岁时宣誓入党的情景时说道：“举起右手，面向北方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些还记得！”

从生活优渥的香港青年转身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有现实客观世界的影响，更有自我成长和内在使命感的驱动。

1984年，卢永根在华南农业大学红满堂草坪上给牧医及农学系学生作了题为《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报告，讲到这段青年时期的经历：“我为什么要摒弃比较安逸的生活，放弃个人名利而回内地呢？主要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使我觉醒到当亡国奴的悲惨。我是中华儿女，要为自己的祖国复兴效力。”

后来在美国留学时，美国的亲人曾竭力说服他留下，但他毅然选择学成归来报效祖国。面对众人的疑惑，他坚定地说：“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

我国作物遗传学的“接棒者”

多少个日夜，卢永根不停地潜心钻研，在稻田里不眠不休，致力于水稻育种研究。

卢永根与水稻研究的不解之缘，开始于1949年。当时，卢永根在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下，进入广州的岭南大学医学院就读，后来为了更好地兼顾学业和革命工作，他转入农学院，开始接触自己一生的研究事业——农学。

1952年11月，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和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及病虫害系的一部分合并成华南农学院，卢永根随之成为华南农学院大四的学生。

1955年8月，卢永根参加教育部委托北京农业大学举办的全国作物遗传育种进修班，接触到了摩尔根遗传学说。生物学史上，曾存在着美国摩尔根学派与苏联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分子生物学的建立，进一步证明了摩尔根学派的正确。今日，摩尔根学派已成为现代遗传学的根基。但20世纪50年代，中国基本只认可米丘林遗传学，反对摩尔根遗传学。“当时正大力倡导学习苏联，学习‘先进的’米丘林遗传学，批判‘反动的’‘唯心的’摩尔根遗传学。北大有两位全国知名的教授‘屡批不改’地支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一位是杂交玉米专家李竞雄，另一位是植物多倍体专家鲍文奎。”卢永根回忆，“实践证明李、鲍两位教授是正确的，让我觉得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诚实、正直，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独立思考，不赶浪头。”

1957年，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任华南农学院院长的丁颖在华南农学院给高年级学生讲授专业补充课，内容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中国稻作区域划分，丁颖的授课深深吸引了卢永根。1962年，卢永根开始担任丁颖的秘书、科研助手，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

学术起步阶段，卢永根协助丁颖院士开展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研究，随丁颖奔赴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河北、山西、山东等地考察各地的水稻品种、性状、栽培方法等。

在广袤的土地上，我国农民的生活曾经十分艰辛，基本上都是看天吃饭。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种品质？这个研究命题的理论性研究曾经很缺乏，基础研究又很难出成果，是名副其实的“硬骨头”。求索这一问题的答案成为卢永根一生的追求，他的坚守也让其在水稻遗传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丁颖去世后，卢永根将丁颖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野生稻种和许多尚未整理的科研数据，扩充到1万多份，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为了让农民的地能“自己做主”，卢永根还带领学科研究团队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累计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新增产值15亿多元，为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刘向东是卢永根招收的第三个学生，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也没有像样的实验室，没有保存稻种的条件。相比在实验室搞实验和写论文，这项工作学术成果‘显示度’并不高，每隔两年，要把土壤翻新，重新播种，工作量非常大，费力不讨好，如果是一般人就放弃了。”但卢永根坚持了下来。

1978年，在水稻光温生态试验数据基础上，卢永根主持完成《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一书，成为我国水稻育种工作者最重要的参考书，同时也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卢永根负责的“华南农学院稻属种质资源保存基地”建成……一个个好消息传来。

卢永根在水稻遗传资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的遗传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进展。特别是他和助手张桂权提出的水稻“特异亲和基因”新学术观点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桂权说道，卢永根经常下地的习惯以及多年在华农的学术氛围，让他认识到育种的重要性。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一辆山地车，张桂权每天都要骑到基地去，“要到田里去，要去育种。只做理论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育种家实际上现在就是新的农民，我们的研究一定要为育种服务。”

没有路的山峰，荆棘丛生。卢永根就是一直在攀登这样的科学高峰。

一生献给农学的“教书匠”

“当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终身奋斗的事业。”卢永根担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近12年，为学校的各项事业发展鞠躬尽瘁。他心系教育，大刀阔斧改革，打破论资排辈风气，破格晋升中青年学术骨干，打开了华农人才培养的新格局，成为全国的关注焦点。他还在生活上关爱、支持和资助师生，带出了一大批现代农业人才，为国家农业和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卢永根从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后，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却有增无减。每年华农的新生入学和老生毕业，他都会主动给学生们演讲，直到实在讲不动了——身患癌症住进医院……

在华南农业大学昭阳湖畔西侧，临着植物种质创新与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农学院八楼有一排生机盎然的野生稻，它们来自广东高州、佛冈、遂溪、增城、博罗、惠来和江西东乡、海南琼海等地。野生稻对面的照片正是它们的收集者——卢永根，他一手拄拐，一手扶树，在野生稻旁微微一笑，简易红帽下的脸庞有暴晒过的痕迹。

卢永根（中）在水稻试验地指导研究生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1年10月7日。当时，71岁的卢永根为了寻找野生稻，拄着拐杖登上佛冈县龙山镇湴镇村石鼓岭。山上无路，布满荆棘。到半山腰，卢永根已体力不支，但他坚持要去现场，学生们只好架着他慢慢往上爬。最终，众人终于在山顶找到野生稻。大家给他留下了这张照片。

这是他工作的一个缩影，也是他教书育人的一个画面。“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你必须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一定要亲自察看现场，不能遗漏一丝一毫的细节。”他对学生这样说。

在水稻作物研究上，华农走出了“一门三院士”：1955年，被誉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之父”的丁颖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丁颖的学生卢永根，在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时隔24年，卢永根的学生刘耀光于2017年当选中科院院士。在国际学术界，刘耀光发出了杂交水稻育性发育分子基础研究的“中国声音”。“我的成长离不开卢老师的教诲，作为他的学生我受益良多。”刘耀光表示。

杨进昌曾跟卢永根读研究生。在他看来，卢永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扑在了教学科研和学校事务上。他回忆，卢永根一有时间就“见缝插针”，抓紧指导研究生，跟学生一起下田插秧、割水稻、耙田。“卢老师要求有三分事实，作三分结论，不能弄虚作假。学生的综述、调研报告和论文，他都认真修改，具体到标点符号和句型句式，为的就是让表达更严谨。”杨进昌说。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卢永根深谙此理，将培养人才作为他当校长的第一要务。20世纪80年代，华南农业大学出现人才断层，职称评定论资排辈等陈规陋习让青年学者梯队迟迟难以壮大。针对这种局面，卢永根大刀阔斧在人才选拔和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一批年富力强、能力突出的年轻人才获得破格晋升机会。在卢永根的邀请下，袁隆平、谢华安等一大批业界权威特意来广州为华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授课。卢永根还多次通过书信等形式“三顾茅庐”，最终为华南农业大学延揽了包括刘耀光、温思美、彭新湘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人才。

“在那些不为人见的日日夜夜，他为学校长远发展铺就道路。”当年破格晋升的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骆世明说。

作为一名“教书匠”，卢永根长期奋斗在高等农业教育最前线，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工作者，是教书育人的楷模。

心怀大爱的“布衣院士”

晚年的卢永根，生活简朴，秉承物尽其用的传统，与夫人吃食堂里的饭菜，一身布衣。家里只有简单的几样家具：木沙发、铁架床、蚊帐和一台老式电视，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物件。

2017年初，卢永根鼻子突然出血，确诊患癌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自觉时日不多的卢永根与夫人、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徐雪宾商量：“这些存折上的钱，不留给自己，也不留给女儿，都捐了，捐给华农。”徐雪宾回复道：“你跟我想的一样！”

当年3月，老两口分两天将全部存款转入华南农业大学账户，一共8809446元。这是华南农业大学建校108年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华南农业大学用这880多万元设立了“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奖励优秀青年教师。作为人师，卢永根的倾其所有，无疑是对这所他倾注了一生时光的母校以及每一位学生的无言大爱。

“捐赠的时候，他们就说不要宣传、不要拍照，我们把钱捐了就行。”对于捐赠这事，卢永根的秘书赵杏娟并不惊讶。赵杏娟说，钱是老两口一点点省下来的，每次学校有捐赠活动，卢院士都会捐千元以上。2015年，卢永根还说服哥哥，将老家两间价值上百万元的祖传商铺捐给当地小学作为永久校产，设立以父母姓名命名的教育基金，目前该基金奖励的师生已超过3000人。

慷慨捐赠的背后，是近乎苛刻的节俭。

平日里，卢永根常拿着一个半旧饭盒，与学生们一起排队，打上两份饭，每份一荤一素和二两饭，找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慢慢将饭菜吃得干干净净，再将剩下的一份饭带回家给老伴。和水稻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总会提醒那些浪费饭菜的学生：“多少棵水稻才能长成一碗米饭！”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王少奎是“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的第一批获奖者，她记得有一次卢老师给本科生上课时提到，丁颖老先生做一辈子水稻，特别爱惜粮食。到了老年，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以为掉了一粒米在身上，找了好久，后来才发现，是因为眼花，误把裤子上的破洞当作米粒了。

这880多万元存款并不是卢永根的最后一次捐赠。2017年底，卢永根收到了属于他的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原来早在患病前，卢永根夫妇就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相关手续，准备在身后将遗体无偿地捐献给医学科研和医学教育事业。“阿卢说，捐献遗体，是为党和国家最后一次作出自己的贡献。”徐雪宾说。

一心向党，一生爱国，一身正气，一生恭俭。卢永根的一生，是充满家国情怀与奉献精神的一生，他致力于国家的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始终把“责任”二字扛在肩上、写在泥里、记在心中，鞠躬尽瘁农业事，死而后已稻花香。卢永根的一生，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国家。（来源：南方网）